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发布，2021年中国GDP超过114万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7.7万亿美元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%。

2021年美国GDP为23.0万亿美元，中国相当于美国的77%。在新世纪开启的2000年，中国不到美国的12%（1.21万亿美元/10.25万亿美元）。在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，中国不到美国的6.4%（1495亿美元/23516亿美元）。

也许改革开放50周年时，中国的GDP大概率会赶上美国。虽然从人均水平看仍有很大差距，从大国到强国仍需持续努力，但无论如何，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，显示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更加澎湃的动力和活力。

这种力量究竟从何而来？经济学家有各种总结，如后发优势、人口红利、体制改革、开放驱动、投资拉动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、“市场化、城镇化、工业化、国际化、信息化五化融合”，等等。

但从更根本的意义上，我认为是由于我们这个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建立了一个比之其他大国更为高效的经济进化机制，其核心是从需求端到供给端有更强的压力，倒逼着不断提高质量、效率、快速响应与改进能力。只要这种进化机制一直存在，中国经济就会生生不息。

什么是经济发展及其进化机制？用需求与供给这一简明框架来说明。

从需求看，经济发展就是“女王所穿丝袜，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”（熊彼特）。或者说，经济发展“不是为了给女王献上更多丝袜，而是让工厂女工也买得起丝袜”。经济发展的过程，是以人为本、逐步实现普惠的过程。

更进一步，依据马克思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”的理论，经济发展就是让每个普通女工都穿上适合自己的丝袜。每个消费者的需求都应被满足，在这一点上女工和女王并无二致。

再回到供给。用两句话来说明什么是经济发展。

第一句是经济学家曼昆的总结，“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”。经济发展能力，就是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。

第二句是亚当·斯密的观点，一国国民财富积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赖分工和专业化，分工的效率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。据此，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分工的深化不断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。

以上两端合在一起，则经济发展就是——在需求和供给两侧，都能实现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发展。

更多、更具个性化且不断更新的需求，更快响应、更快改善、更具创造性的供给，这两者相互推动，循环递进，就是经济发展的进化机制。

让一切人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发展，绽放需求方面的想象力，释放供给方面的创造力，归根结底，不是靠谁去计划和分配，而是靠市场机制和激励机制。

美国一位经济学家在关于感恩节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

“你们的感恩节晚餐就是一个合作的奇迹，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社会分工。有人把你的火鸡养大了；其他的人把它收拾好，包装好，然后运到你能购买的任何地方。运送火鸡的交通工具是由工程师设计的，由人工劳动结合机器和电脑来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、分配等等，都是由无数个人来完成的。这些运输工具能使火鸡保持在冰冻状态，将之冷藏起来，这也同样是由无数人做出了重要贡献，它们在公路上，在桥梁上，在由无数其他人设计和建造的隧道中行进，为你运输那只火鸡。而这些运输车辆所使用的燃料则是由另一支真正的军队发现、提炼、运输和分销的……”

“试想一下：为了那只火鸡，你等于是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工人，却只花了50美元，就为你的感恩节晚餐买回一只相当大的火鸡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要忽视其他那些也为此做出了贡献的人，还有一些人在你家里放了一个烤箱，这样你就可以烹饪你的火鸡大餐了。感谢，感谢每一个人！感谢这种非凡的劳动分工，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，这种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，导致了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和质量的大幅提高，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。”

历史上讲述类似故事最著名的文章应该是《铅笔传奇》。从一支铅笔到一只烤火鸡，乃至无数的商品和服务，都是拜市场化的分工协作机制所赐。这也是人类近现代经济发展背后的奥秘。

中国的经济进化机制和以上机制并无本质区别，但有更强烈的两个特点：

一是开放和信息流动，使中国在需求端有更为持久和巨大的动力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水平很低，到今天区域差别仍然很大，开放才知差距，在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映照下，中国人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追赶冲动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“14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最大的内生发展动力”。现在中国一线城市消费者的消费追求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，但人们仍在和全球最新风尚对标，无休无止，同时也在开创有自己特色的风尚。

二是激烈的内部竞争和内部消费者的要求，以及全球竞争和全球客户的要求，倒逼中国企业在供给侧，形成了持续优化、改进、创新的强大动能。在充分竞争领域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可能是全球最大的，正因为承受住了这种压力（这有民族文化的作用），中国制造才锻炼出品质过硬、性价比高、交货准时、响应速度快等等能力，走遍天下，让世界越来越依赖。

理解上述特点并不难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过去几十年中国可能有全世界效率最高的经济进化机制。

原因是，经济机制可以视为信息交换、调整与反馈的过程，进化是经济主体在对信息做出的反馈中产生的，哪里的信息传递成本更低，传递速度更快，基于信息的决策效率就会更高。

在中国，由于国家在信息化、数字化基建方面长期投入，也由于大量创新公司在数字技术和应用方面不懈努力，中国抓住了信息革命的风口，站在了数字经济的潮头，从而建立起世界领先的，快速获取信息、分享信息、处理信息的能力。

中国经济的进化机制之所以更强，实质是中国在信息和数据采集、挖掘和支持明智决策方面的能力更强。这又和中国的人口规模、互联网的网络效应有关。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效率，中国的规模足以支持中国公司的成长、投入和收获。

为什么信息流动的成本、速度、效率等等，对经济决策和经济进化至关重要？

我们先回顾一下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场景。1956年12月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》，作者是高尚全。

作者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，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，一个叫沈阳变压器厂，一个叫沈阳冶炼厂。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，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。冶炼厂生产的铜，则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。两个厂一墙之隔，却由于行政主导，没有市场，没有自主权，造成资源极大浪费。

还有一个例子，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，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。企业没权买，要打报告申请，经过7个部门审批，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，夏天已过去。

前一个例子说明了在“统购统销”的计划经济下，那种中心化的信息传导机制的弊端；后一个例子说明了在金字塔的组织结构中，信息层层上传再层层反馈的问题。这样的机制，纵然我们有人口优势，在人口之间传递信息却是劣势，怎么可能促进经济进化？

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中国经济的信息传导与进化机制。

在阿里巴巴、京东、拼多多、小红书等C2M零售平台，企业基于ABCD等数字技术，可以更快更好地进行消费者洞察，让消费者参与产品定义。无数新物种、新品类、新产品以比以前快得多的速度出现，并通过智能前测、小单快返、精准营销等方式，实现更为集约的生产与销售。以天猫为例，其在2021年发布的新品数量超过2亿款，而2016年这一数字为400万。根据天猫数据，每3个中国消费者就有1个在买新。

利用阿里钉钉、腾讯企业微信、字节跳动飞书等工作平台，企业可以把遍布海内外的员工、上下游的伙伴，以及各个价值创造环节连为一体，让一切实时看见，让工作任务和客户需求得到最快响应。以2021年字节跳动和央视春晚的红包合作为例，从项目立项到推向春晚，字节跳动有数千名研发、产品等员工参与，总共只用了27天。这背后是所有项目组员工统一用一个飞书文档查看项目管理手册，同时有一张在线表格每日实时进行进展更新、风险同步。

在美团，一般人认为它是最高效的外卖平台，实际上它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效率，也在助力商家提升工作效率。例如，一家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拥有1.8万多家门店的新鲜冰激凌-茶饮连锁品牌，有4000名一线市场人员，一年超过180天在外巡店，这就产生了大量在下沉城市的差旅问题。美团为其定制了一套解决方案，员工差旅审批单关联到美团“商企通”之后，不再需要在多个平台来回切换比价，可以便捷地预定符合公司差标的酒店和机票，预定过程中免去个人垫付，返程后也无需贴票和报销。

拿这些快时代的案例和之前慢时代的案例对比，就能理解，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信息链路越短，信息成本越低，信息反馈越快，经济进化机制越强，劳动生产率越高。这个大背景，当然就是能有效支持分散决策的市场化改革，而互联网把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点对点分散决策效率发挥到了极致。

如今，这样的机制已从城市走向农村，从企业走向社会，全社会的效率在提高，福祉在提升，进步在加快。想停都很难停下来。

我采访过很多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高管，“中国消费者太喜欢尝新了”“中国企业的响应太快了”“中国的知识外溢太快了”“在数字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世界的前面”，这是经常听到的说法。

总体上，中国速度已大大超过跨国公司对变化的响应速度和自我变革的速度。尽管在高端、“五基”（基础零部件、基础材料、基础工艺、基础技术、基础软件）、行业标准、品牌价值等方面，我们离世界一流还相差不小，但依靠数字技术所支撑的“需求-供给”之间的快速反馈，这种差距在快速缩小。

外国人到中国总是很惊讶，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如此便捷的服务能力，如移动支付，二维码，半小时外卖送到，一小时上门取件，24小时快递到货？有人说，中国消费者心太急。

中国消费者为什么心太急？因为在互联网时代，他们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比较。

为什么中国制造越做越好，在性价比之外开始建立“新奇酷智快”的能力？因为它们都是可贸易的，一直接受全球消费者检验，尤其在互联网平台上，实时的评论提供了真实的用户导向，这也是一种更加饱和的压力。

所以无论是在需求端，通过分享全球信息，让人展开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的畅想；还是在供给端，通过海量信息、实时数据的反馈，让企业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创新与改进——互联网都是中国经济进化机制中最具连接性、能动性的部分。信息和数据如同高能燃料，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列车隆隆向前而行。

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“网”不在，无“数”不行的时代。如果以1994年4月20日中关村的NCFC（中国国家计算机与网络设施）用64kb/s专线正式连入因特网算起，中国互联网即将走过第28个年头。

加快数字化发展，建设数字中国，已是中国的国家方略。

身在一个超过10亿网民组成的在线经济体与在线社会，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然就有的。其实，成如容易却奇崛，中国几代互联网公司不知走过了多少万水千山。

互联网公司对中国的价值究竟何在？我想到以下10点：

1、促进就业

根据中国信通院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（2019年）》，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.91亿个，占当年总就业人数接近1/4，同比增长11.5%，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。国务院印发的《“十四五”就业促进规划》指出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，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催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，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就业需求。就业，而且是如此规模的新增就业，对中国的意义不遑多论。

2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

互联网对于传统生产和销售模式确实存在冲击，但整体看，这种“破坏性创新”对整个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必要的，也是必须的，而且互联网产生的增量价值是大头，存量替代只是小头。大批中国企业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，不是越来越弱，而是越来越强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还出现了一大批和互联网思维、数字技术完全相结合的“数字原生企业”，它们都是新实体经济企业，从3C、智能硬件、智能电动汽车到大量的新消费，层出不穷。

3、促进科技创新

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它们只有应用创新、模式创新，没什么核心技术。且不说一切能带给消费者价值的创新都很可贵，就以技术论，只要实地做些调研就知道，要满足动辄几百万乃至几亿用户的某种在线需求，体验要好，成本要低，要安全可靠，经济上还要可持续，没有技术创新和突破决不可能。

阿里、腾讯在分布式计算、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技术，腾讯会议、钉钉在大容量沉浸式会议协作和在线教育方面的技术，百度在“车路智行”方面的技术，字节跳动在智能推荐算法方面的技术，都是世界领先。

4、促进创业和奋斗

美国人评价硅谷凝聚了“美国在20世纪后几十年最宝贵的想象力”。中国年轻的互联网创业者们，为我们传承了宝贵的奋斗精神和创造精神。今天我们反对“996”“007”，但不能否认，没有超常的付出，就没有今天互联网的体验和竞争力。

5、促进经济的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升级

互联网公司不仅自身是数字技术的先行者，也显著带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和升级。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，无论生产制造还是供应链和物流服务，通过在线化，实现数据化，进而开启数据驱动，最终迈向数智驱动，这个过程一直在深化和扩大。即使是海量的小微商户，通过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收款也极大便利了经营，仅微信支付过去几年就有超过1亿个收款码被发放；更不用说大中型企业、科创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，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着阿里、腾讯、百度等的云服务。

6、促进政务服务与社会善治

健康码、一网通办、智慧医疗、智慧城市等等，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服务从C端到B端到G端、S端（社会），惠及面越来越宽广，无远弗届，极大促进了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改善。

7、促进人们视野的开阔

经济发展，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要与时俱进，不断刷新。新从何来？从见识中来。见识何来？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互联网。近年中国三四五线市场的增长，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和直播，对一二线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有了更多了解，更多同步参与的机会。

8、促进中国企业走向世界

中国企业正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，并在全球市场受到欢迎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TikTok、移动游戏等互联网产品在全球流行，有大量体现中国场景、生活与文化的短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涌现，从而改变了很多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固有的僵化认知。

9、促进新知识、新观念的传播

从最早的门户网站到web2.0时代的微博，到今天的公众号、头条、B站、知乎、喜马拉雅FM等等，互联网已经成为新知识、新观念扩散的最大阵地和载体。

10、促进公益、绿色和共同富裕

无论是腾讯99公益日，还是蚂蚁森林，以及几乎所有著名互联网公司的“互联网+公益”平台，互联网带动社会公益变得随时随地，简单易行，中国每年参与公益的人数因此大大增加。

腾讯、阿里都发布了在未来斥资千亿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计划。在双碳方面，腾讯的“净零行动”承诺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，不晚于2030年实现100%绿色电力。

阿里也向社会公布了三大减碳目标：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，不晚于2030年协同上下游价值链实现碳排放强度比2020年降低50%，同时用平台方式通过助力消费者和企业激发更大的社会参与，到2035年15年间带动生态累计减碳15亿吨。中国互联网公司不仅自身积极向善，且在推动善的外溢，促进整个生态向善。

长期以来，我本人最关注制造业，我不是互联网原住民，2000年32岁时公派出国做访问学者，才买了一台ThinkPad，才注册了一个hotmail的电子邮箱，因为交作业要用邮件。因为是“技术盲”，我对互联网远不如对制造业了解。

制造业对我最深刻的观念影响，一是生产性创新，二是利益相关方关系（如渠道、供应链、金融供给者等）。我一直以此为尺度观察互联网公司。

2017年我在《当阿里和腾讯成为一种基础设施，它们会通往哪里？》一文中提出了“支配性结构的